谈点别的话题。
在我看来，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太多了。我更加倾向于《中国皇权制度研究》这本书的观点，而不是钱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观点。
我的逻辑很简单，相权再怎么制衡，只要皇帝能够比较容易诛杀一个宰相（更不要提罢免了），那就不是真制衡。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经常任用外国人（如意大利人、希腊人）当大维齐尔（首相），大维齐尔也是真的有权，但是苏丹可以连续砍几任大维齐尔（不论他是哪国人）的人头。
当你翻开欧洲某国（如英法德）古代史，国王诛杀首席大臣的事也有，但是随意性与容易程度恐怕比东方国家低一两个数量级。
学识浅薄的我一向是以“杀人随意度与容易度”这个简单指标度量国家机器zhuanzhi程度的，我不喜欢钱穆先生绕来绕去的过分的温情的辩护。钱先生是学问大家，我连业余初段都不够格，但是钱先生没有抓住关键点。
如何评价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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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太多了。我更加倾向于《中国皇权制度研究》这本书的观点，而不是钱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观点。
我的逻辑很简单，相权再怎么制衡，只要皇帝能够比较容易诛杀一个宰相（更不要提罢免了），那就不是真制衡。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经常任用外国人（如意大利人、希腊人）当大维齐尔（首相），大维齐尔也是真的有权，但是苏丹可以连续砍几任大维齐尔（不论他是哪国人）的人头。
当你翻开欧洲某国（如英法德）古代史，国王诛杀首席大臣的事也有，但是随意性与容易程度恐怕比东方国家低一两个数量级。
学识浅薄的我一向是以“杀人随意度与容易度”这个简单指标度量国家机器zhuanzhi程度的，我不喜欢钱穆先生绕来绕去的过分的温情的辩护。钱先生是学问大家，我连业余初段都不够格，但是钱先生没有抓住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