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王知道什么事情是绝对正确的，其他人只要服从哲学王的安排即可。而现今的法治社会中，法律规范了我们的行为，是否扮演了哲学王的角色？”
哲学王会主动（请注意“主动”两个字）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甚至是大破大立的事情，而法律体系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举个例子，邓小平、蒋经国、李光耀、朴正熙这一类人对各自国家（或地区）的作用，显然不是服从法律或者订立法律就可以概括的，法学训练里基本不含有如何发展经济的内容。
由于“哲人王”是绝对正确而且要主动出击做事的，所以柏拉图并不支持立宪主义（即用宪政来约束统治者的手脚），这显然与现代法律精神不吻合。我在前面提到的邓小平、蒋经国、李光耀、朴正熙等人，有哪个是愿意在宪政框架下谨小慎微做事的人呢？如果朴正熙恪守军人不干政的法则，韩国怎么能现代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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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事务没有当代这么复杂，柏拉图那个年代的学术还没有分化出很多繁杂的分支，政治学、物理学、经济学等都是当时哲学家思考的内容。柏拉图脑子里的“哲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可能包括法学但是远不止法学。
柏拉图里的“哲人王”大概相当于一个精通包括法学在内的各门学问的人，而且不仅仅是精通那种书斋里的理论构建，还很清楚本国各地域、各基层、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在学术与现实都无比复杂的当代，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储备的人了。也没有哪一个学科囊括了治理国家的所有知识，经济学不够格，法学就更加不够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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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硬是要拿“哲人王”的理念来套现代政治，哲人王更接近于“科学主义”、“专家治国”。即国家尽量筛选出精英治理国家，让他们从国家长远利益去做事，而不要太顾忌民意，甚至敢于大破大立。
现当代社会中真实出现的政治人物，李光耀及其团队相对接近“哲人王”这个概念。了解新加坡政治史的人都知道，李光耀可是玩弄法律的人，尤其是打击政敌的时候。
从制度设计上，比较接近“哲人王”的制度设计就是吸纳精英进公务员队伍（事务官），然后削弱议会、政务官的权力，尽量让高级事务官掌控国政。日本、法国就是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好不好，我就不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