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推荐一些比较左的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著作（论文）？

张夏准的《富国陷阱》、《富国的伪善》。

张夏准听起来是个中文名字，其实是个韩国人。保证他是你要的左派经济学家。

张教授任教于剑桥，剑桥啥地方？人送外号康河边的克林姆林宫。

左得透透的。

主流经济学基本都在学术上认可了右翼的价值观，偏右本身就是主流经济学的特征，左翼“经济学”注定在定义上不属于主流经济学

首先声明，我是纯业余爱好者。

《认知经济学——跨学科观点》。不懂左右，不过作者开篇的介绍里提到了西经理论的一些不足，大概符合楼主的要求。

《马克思经济学与数理分析》。顾名思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定量分析（第一卷）：中国经验和数据》。这个好像是一个论文集。不过没看全，不确定是否符合楼主的要求。

《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 by W. Brian Arthur (z-lib.org)》。WBA提出了少数派博弈模型，或者说el faral bar相关的一个模型。好像里面关于西经“传统”上算函数做决定的套路整个提出了质疑。

《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 by 都留重人 (z-lib.org)》。顾名思义。

《“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顾名思义。不能更左了。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 by [美]赫伯特·金迪斯 萨缪·鲍尔斯 等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 (z-lib.org)》好像也是圣菲研究所的人写的。从数学/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合作现象，大概也能“附会”到马、恩关于“社会关系”的说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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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客观中立？

中立？然而实际不存在中立的研究者和经济理论。要么拿着大资的钱，要么工农众筹养着换理论；偶尔也有马、恩这样身曹心汉的。现代条件改善，理论和研究手段也便宜了，大概也会开始有工农兼职的理论研究者。但是不管怎么说，理论的措辞和说服倾向，或者主次选择上，好像也很难中立。

客观...这个得看数据来源。比如上面的《骑手》和《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主要就只说了工农处境，没讲大资的难处，那这个是不是就不客观了呢。

理智...好像WBA的少数派博弈就提示大家要意识到理智的局限性——这点上，这个局限性其实好像也是来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如果广义一点，把各种成套路的研究方法都算成“理智的研究方法”，那确实，应该理智。但是这还是有个问题：这份理智的发挥作用的方式，受到上面的“中立”和“客观”的影响有多大。比如，是不是有大资在从理智的研究者手里购买更好的对工农开剥的研究成果呢？——比如上面《骑手》的那个论文提到的美团的机器学习监工；又比如，理智而中立的研究者，会不会觉得既然当代大环境是私有制，那么帕累托最优的扯淡解应该是工农乖乖挨剥然后期待着未来星辰大海呢——虽然从帕累托最优的定义来说应该是“无人受损”；看来西经习惯性不把工农当人。

总之感觉理客中很难，最多就是作为工农批判西经扯淡。

建国十周年前后，有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颇为流行。与1980年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现今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写的经济学原理相比，该教科书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更高。

当时，不仅很多经济学者和中共高级干部在研读此书，甚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各自带最权威的理论家或经济学家，花了一两个月时间专门研读。如此规格际遇，这在中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为什么区区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会受到中共高层核心如此垂青？这有必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1957年，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通过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化大项目，中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全面工业化的基础。但相关问题也随之逐渐暴露，“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开始在中共高层的头脑中盘旋。

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历时两个多月，先后听取中央34个部委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汇报，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思考，并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最终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历史大作中予以集中概括总结。

但这仅仅是一个初步而粗略的总结。此后，中共高层领导核心继续对此进行思考探索，这就有了1959年毛泽东和刘少奇领衔的、对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的批判性研读。

从时间上看，首先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利用1959年11月的休假时机，带着当时的大牌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等，在海南一起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历时21天。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则从1959年12月10日开始，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一起研读该教科书，之后又在广州等地继续研读，直到1960年2月9日结束，总计时间约一个多月。

在刘少奇的两位读书辅导者中，王学文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受教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薛暮桥则是本土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同时有着相当丰富的实际经济领导经验，在当时的经济决策中枢担任要职。陪同毛泽东读书的理论家主要偏重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方面，其中陈伯达是当时党内最大牌的理论家。

从毛、刘两位主席的读书心得来看，刘少奇显然更关注生产力，关心具体的经济工作，认为“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全面的经济分析，要加强计算工作。不能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在上层建筑方面，刘认为“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

毛泽东则更关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多次批判教科书中对个人物质利益关心的绝对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少奇在研读中没有对教科书中关于物质刺激的提法有过任何发挥或批评。

当时，毛泽东在研读时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也就是说，在56年前，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就提出了当下颇为热门的“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在这些研读心得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位主席在治国理念上的细微差别，也可以看到历史在此埋下的伏笔，辨识历史洪流在此的分岔。

也是在1959年底，当时刘少奇召集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座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称“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从理论上说明党的纲领的科学基础”。

在中国，中共的党纲实际上就是治国纲领的指引，一部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该是既能总结过往，又可启迪未来。

可惜的是，尽管7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经历了筚路蓝缕、跌宕起伏的前三十年后，又经历了融入全球的后三十年，目前正在探索引领全球的下一个三十年，但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却至今没有出现一部对此进行全面深刻阐释的政治经济学大作。

哈哈，中马文库给你，想看什么自己找。

还有推几篇文章虽然说我看不懂数学：